深圳蛇口工業(yè)區(qū)樹立起“時間就是金錢,效率就是生命”標語牌。
上世紀70年代末,跟全國一樣,廣東的經濟處于崩潰的邊緣,彼時,貧窮、落魄的廣東與毗鄰的香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。在這種反差的刺激下,廣東邊境的農民外逃出港成為突出現(xiàn)象。
1977年11月,鄧小平復出后首站到廣東視察,廣東省委的領導向他匯報了這個問題。鄧小平說,“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”“此事不是部隊能夠管得了的”。
這個情節(jié)后來被認為是為提出創(chuàng)辦經濟特區(qū)埋下了伏筆。
讓廣東先走一步,放手干
但歸根結底還是因貧窮而生的強烈的改革開放的迫切愿望。1979年2月,時任廣東省委書記吳南生到汕頭傳達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會議精神。汕頭是吳南生的老家,那里的貧窮和破敗令吳南生震驚。“大家一起窮,你窮我也窮,破舊得非??膳?。我再三地想,怎么辦?怎樣才能快一點改變這個局面?”吳南生生前接受媒體采訪時說,他找來香港商界的朋友們幫忙出主意,他們建議說,搞自由港或出口加工區(qū),這樣最快,香港、臺灣和新加坡都是這么發(fā)展起來的。
吳南生馬上給廣東省委寫了一封信,說汕頭利用外資和擴大對外貿易潛力很大,應當“下放一些權力,讓他們放手大干”。
回到廣州后,廣東省委立即開會研究此事,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勛要求寫一個報告,當年4月他到北京開會,當面向中央提出,希望中央給點權,讓廣東先走一步,放手干。
中央同意了廣東的建議。最后決定在深圳、珠海、汕頭和廈門等地劃出一定地區(qū)試辦特區(qū)。深圳、珠海兩地可以先行試辦。
但這些地方的名字還定不下來。鄧小平說:“就叫特區(qū)嘛!陜甘寧就是特區(qū)。”
沒有錢,只能殺出一條血路來
特區(qū)建設要啟動,開辦資金從哪里來?
曾任深圳市副市長的鄒爾康對媒體回憶說,深圳當時就是一窮二白,基礎設施條件極差,沒有水、沒有電、沒有路、沒有賓館,什么也沒有。“你總得搞一些基礎設施。第一個難關就是資金問題,廣東省領導到中央去,希望中央給點錢。小平同志講,‘中央沒有錢,但是可以給政策,你們去殺出一條血路來’。”
“沒有錢,只能殺出一條血路來。血路怎么來的?中央給了幾個政策,允許外來資本,允許銀行貸款,從各種渠道籌錢。后來才知道錢能生錢,這個理念是香港人帶進來的。”鄒爾康舉例說,有個外商在深圳建一個樓,規(guī)劃是建5層,第3層建好了,就開始賣,一路建,一路賣房子,就這樣滾動。“錢能生錢,這就是市場經濟。”
但萬事開頭難,吳南生兼任深圳市委第一書記,他原想借助外商先把基礎設施建設給做起來,但外商不肯。
那年冬天,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谷牧來到深圳,吳南生陪著一路看,當時正在修路,到處灰塵滾滾。他對谷牧說:“我要做饅頭總要有點酵母,沒有點酵母我怎么做?你能不能給我一點貸款?”谷牧說:“那這樣吧,我給你貸3000萬,3000萬你一年也夠用了。”靠著這3000萬,吳南生修了深圳第一條主干道深南大道。
除了基礎設施建設之外,還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立法。香港總商會的人建議吳南生說:“你無論如何也得立法,你不立法誰敢來?沒有立法,外國人最怕。”吳南生深以為然,立即主持起草了《廣東省經濟特區(qū)工作條例》。
一年之后,全國人大通過《廣東省經濟特區(qū)工作條例》。條例一宣布,大家的心都安定下來了,深圳人不再出逃香港,相反,香港的有錢人卻跨過羅湖橋來賺錢了。吸引他們的是深圳的商機,這里稅收便宜、工資便宜、土地便宜……到處都是賺錢的機會。
那個時候,深圳的工資遠高于內陸地區(qū),對人才有極大的吸引力。谷牧有一次到深圳來,在酒店吃飯,他問一個服務員說:“你一個月的工資多少?”服務員回答說:“450。”谷牧開玩笑說,“哎呀!你比我還多,那你要請客。”
但質疑也隨之而來,例如,“深圳除了五星紅旗以外,其他的都變了”,“經濟特區(qū)成了走私的通道”,等等。
吳南生生前回憶說,他承受了很大的壓力。“都壓在我身上,因為主要是對著特區(qū)來的。壓力不但來自北京,還有我們這里一些人‘造反’,你毫無辦法。”
關鍵時刻,谷牧一直為他頂著。“沒有他在上面頂著,我是一點辦法也沒有,那就大禍臨頭。”吳南生認為,中國辦特區(qū),谷牧是大功臣。另一方面,當時國際上對中國是否真的長期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也半信半疑。
建立經濟特區(qū)的政策是正確的
這一切的問題一直等到特區(qū)成立5年以后,1984年,鄧小平第一次視察深圳才得以解決。
吳南生回憶,鄧小平到了深圳,他們給他匯報工作,完了請他作指示,鄧小平說:“我現(xiàn)在不說,等回到北京再說。”
“把大家都嚇壞了。”吳南生說,第二天參觀過后,好一點了。到了蛇口,又好一點了。在深圳請他題詞他不題,到了蛇口請他題,題了個“海上世界”。到了珠海,就題了“珠海經濟特區(qū)好”。“這個消息傳到深圳,深圳市委整個就發(fā)瘋了。珠海經濟特區(qū)好,那就是深圳特區(qū)不好,那怎么辦啊?”
深圳立刻派人到廣州等鄧小平從珠?;貜V州,找他題字。等了三天,大年三十這一天早晨,小平從外面散步回來,鄧榕把紙和墨都準備好了說,人家專門趕來要請你題個字,給他們寫一個吧?
鄧小平最后題了:深圳的發(fā)展和經驗證明,我們建立經濟特區(qū)的政策是正確的。
鄧小平題字以后,“整個氣氛就不一樣了,所有市長書記都要求辦特區(qū),過去都把特區(qū)看作是另類的,現(xiàn)在知道是對的。”全國城市的干部們分批到深圳學習,深圳正在發(fā)生的一切令他們感到新鮮。中央也邀請外國使節(jié)分批分次地到深圳來考察,他們相信,中國真的要改革開放了。
同年,中央決定進一步開放沿海,在四大特區(qū)之外又批了從大連到北海的14個沿海開放城市,沿用特區(qū)的某些政策。
1984年也因此成為中國推進改革開放和經濟特區(qū)發(fā)展最為關鍵的一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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